1967年1月12日晚，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刻，山西却很不太平。数百人冲进省委、省人委、太原市委的办公楼，抄家、抢印章、抓人，闹得鸡犬不宁。
这群人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后，当晚就发出通告，宣布山西自此由他们掌权。不久后，山西省核心小组成立，领导班子也还是这群人。
而细看其中的几个关键人物，会发现两个很特殊的名字：陈守中、刘志兰，他们是夫妻，并且都跟已逝的左权有亲密的联系：陈守中是左权生前的秘书，刘志兰是左权生前的妻子。
他们俩是怎么走到一起？为何要参与动乱？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？
一、
刘志兰1917年出生于北京，早年接受过很好的教育，思想非常进步，一二·九抗日救亡运动时正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她当选为“民先队长”，号召、领导同学们上街抗争。
本次运动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，刘志兰也因此萌生参加革命的想法，不久便与同学浦安修一同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
由于她家境优越，最开始很不习惯陕北清贫的生活，但她见到真有一群为了理想不顾己身的革命者后，还是深深触动，选择坚持下来。
她先是被安排进入干部培训学校学习，毕业就分配至北方局妇委工作，同时也担任陕北公学校教导员。
1939年初，刘志兰去往太行山做宣传，她站在大会讲台上滔滔不绝，那英姿飒爽的身影，引起了朱德的注意。朱老总想到，自己的好战友左权一把年纪了尚未娶妻，便生出撮合的心思。
在朱老总的安排下，刘志兰与左权见了一面，本来刘志兰以为对方是大老粗，结果见面后就改变了刻板印象。左权谈吐不凡，加上阅历带来的成熟感，让刘志兰内心随即生出一份好奇。
在之后的接触中，刘志兰知道了左权的真实身份，他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，曾在黄埔军校第一期、莫斯科中山大学、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。
能力强、有学识、有涵养，是组织的高级干部，还是男青年，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充满了吸引力，所以刘志兰很快确定自己的心思，两人于1939年4月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
婚后一年，两人的女儿出生，经彭老总提议，起名为“左太北”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可惜的是，战争年代容不下太多儿女情长，左权工作特别忙，百团大战期间基本难回一次家。好不容易战事暂缓，左权又预料到日寇会发起疯狂反扑，只好忍痛将妻女送回延安。
临行前，左权万分不舍，特意请部队的摄影师为一家人拍照，没想到的是，这成了他们最后的合影。
1942年5月25日，左权为了掩护战友撤退，不幸牺牲。刘志兰听说这个消息时，只感觉天都要塌了，多日以泪洗面。在朱老总等人的安慰鼓励下，她才勉强收拾好心情。
作为一名革命女子，刘志兰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一面，她很快在《解放日报》上撰文：
“为了革命我贡献了一切，包括我的丈夫。你所留给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，崇高的牺牲精神，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。我将学习你，继承你的遗志奋斗……”感动了很多人。
二、
在度过一段悲伤日子后，刘志兰为避免触景生情，决定脱离左权生前的圈子，就靠自己的能力继续工作。6年后，刘志兰才彻底鼓起勇气开始新的生活，嫁给了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中。
对于这段婚姻，其实也没什么可指责的，这年刘志兰才31岁、左太北才8岁，她要生活，孩子也需要一个父亲的角色。左权牺牲后，陈守中忙前忙后提供了很多帮助，两人新的结合也得到了组织的祝福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守中在华北局工业部担任副部长，刘志兰在同一个单位工作。1957年，陈守中调去包头，出任包钢党委书记。刘志兰也跟着去了包头，在包钢干了三年。
1960年，夫妻俩一起调到太原。陈守中担任太原市委书记，刘志兰是山西省农工部副部长，级别都不低，日子过得很安稳。然而这种日子到1966年时就变了。
1966年12月，江女士在北京点名山西省委有问题，这其实是想针对几位中央层面的山西籍领导。时任山西副省长的刘格平正在北京学习，江女士点名让刘回去“夺权”。
1967年1月6日，刘格平回到太原，当天就去拉拢张日清、袁振、刘贯一、陈守中。因为他有着所谓的指示，别人也没办法分辨真伪，随即五人就成立了“山西省核心小组”，刘格平当组长，准备“夺权”。
陈守中是太原市委书记，要发动大事必须得到他的支持。他对此也踌躇不定，回去后跟刘志兰说了此事。刘志兰没说反对，也没说支持，但她根据这些年的经验，表示事情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得干到底。陈守中思考过后，决定配合刘格平。
1月12日晚，刘格平召集核心小组成员和“造派”头目开会，会后直接行动。数百人冲进省委、省人委、太原市委的办公楼，办公室全被查封，公章全被抢走。当晚发出《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》，宣布“夺权”成功。
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太原乃至山西都很乱。2月10日，山西省核心小组从密谋摆到了明面上，宣布正式成立并上报中央，小组成员有九人：刘格平、张日清、刘贯一、袁振、陈守中、徐志远、陈永贵、刘志兰、胡炜。
2月25日，中央批复同意，不过九人名单的最后一位换成了曹中南。而陈守中和刘志兰依然是核心人员。
有了中央的名义，山西省革委会随即成立，刘格平出任革委会主任，张日清为副主任。
但这个核心小组内部分歧很大，刘格平主张由地方干部出任下面各级革委会的主任，张日清却希望让军分区和人武部的人当。两派的矛盾很快激化为武斗，整个山西出现很多不好的事件。
眼看局势乱到难以控制，中央决定出手干预，1967年4月至1967年7月，中央先后五次召开会议，要解决山西的问题。周总理在亲自点名批评刘格平和张日清，核心小组的人也一个个被叫走，留在北京学习。
之后这些人都远离了政坛，陈守中和刘志兰也被审查多年，直到1977年后政策松动，才逐渐恢复一些待遇。
陈守中1985年离休，与刘志兰住在太原老宅。偶尔有人来拜访，问起特殊事情那些事，陈守中不多说，刘志兰更不会说。
不过刘志兰有一点也很令人敬佩，她对左权始终有很深的感情，帮左权赡养父母，还将左权的养子抚养成人。
并且左权1932年时被王明等人扣上了“托派”的帽子并受到了留党察看8个月的处分，往后的十年征战生涯，这两项都没有被彻底摘除。刘志兰晚年为了这些事一直在奔走。
1979年她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希望能为左权平反，总政部答复她说，当年左权将军牺牲时，中央以及所有领导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，实际上已是平反。
1982年，刘志兰再次给中央写信，希望取消左权“留党察看”的处分，这次有关部门终于出具文件，撤销“留党察看”处分，并且对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。
1985年，《左权传》出版，刘志兰特别邀请陆定一在序中说明左权被诬为“托派”一事的始末。
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能做到如此，刘志兰也算是一个奇女子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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